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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哲学可以解释宇宙大爆炸之前的世界吗?

发布时间:2019-11-25 15:25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利维坦按:印度吠檀多哲学的不二论严格意义上并非唯心主义,唯心主义哲学认为因为主体的缘故所以有客体。但不二论说的则是除了梵(Brahman)也就是不二的自我(真我)以外什么都没有。梵是唯一真实,世界如梦境一般;梵与自我终究是没有分别的。

  不过,这种印度哲学观点是如何与当代宇宙学家和物理学家的理论发生关联的呢?具体来说,针对时间问题,如果没有人作为旁观者(观测者),那么时间毫无意义,可我们分明能够感到时间的流逝——这是否对应了“将自己从主神的世界剥离出来”的古老哲学主张?放弃旁观者,是否是摆脱因果轮回,达到自性不二境界的一条路径(不再成为时间的附庸)?而“宇宙一直存在”的推测和“梵”是否并非某种巧合?

  从前有一天,释加牟尼正在同他的僧伽讲话,僧伽就是聚集在一起听他布道的一众僧侣。这时,一位天资聪颖的年轻信徒提出了一连串问题。他向这位圣人问道,宇宙的起源是什么?宇宙是无限的吗?宇宙是永恒的吗,或者说宇宙有没有一个源头呢?

  这位学生说完之后,抬头望着释伽牟尼,期待听到他智慧的箴言,而这位老人却沉默了。最后,年轻的僧侣大失所望地走了,转天他又带着同样的问题来找佛祖。然而这一次,释伽牟尼依然缄口不谈。第三天,年轻人再次回到这里,沮丧地说:“我两次向您请教这些问题。如果您不知道答案,那就请您承认您不知道。如果您知道答案但是您认为我无法参透,那也请您明示我,不过还是希望您能试着给我讲讲。但是,如果您一直不说话,那我这次就要离您而去,再也不回来了。”

  终于,释伽牟尼做出了回应,他温和却坚定地说,这些问题根本不是佛祖禅悟的范畴。“我所讲的是人的疾苦和疾苦中的自由,”他说,“没有人叫你来,所以你永远可以想走就走。”

  这个故事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物理学家阿布依·阿斯特卡(Abhay Ashtekar)给我讲的。在过去的20年里,他深入钻研静修的佛教哲学。而同时,他恰恰也在探索宇宙的起源和时间的本质这些在释伽牟尼看来与佛教哲学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

  和释伽牟尼不同的是,阿斯特卡在精神世界的拷问和科学世界的研究二者之间找到了广泛的共鸣。尽管他关于早期宇宙的理论并不直接来源于佛教思想,阿斯特卡还是在不经意间发现了二者的某些相似之处,不仅有科学实验与宗教实践中相似的方法,还有二者关于物理实在的本质类似的阐释。

  1930年7月14日,爱因斯坦在位于柏林市郊的家中,迎接了印度诗人、哲学家泰戈尔。两位世界公认的智者及诺贝尔奖得主进行了世纪对话,探索着科学与宗教长久以来的摩擦。爱因斯坦问:“你相信神是孤立于世界之外的吗?”泰戈尔答道:“并非孤立,人类以无穷的人性来领悟宇宙,因此没有任何事物是不能归于人性的。而这证明了宇宙的真理,事实上是人类的真理。”图源:Science and Nonduality

  阿斯特卡并不是将现代宇宙学与古代非西方思想学说相结合的第一人。探讨和揭示二者关系的传统在学界由来已久。早在1929年,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维尔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曾就这个问题与印度诗人、哲学家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进行过一番探讨。后来,澳大利亚物理学家菲杰弗·卡普拉(Fritjof Capra)在《物理学之道》(The Tao of Physics)一书中开创性地阐释了现代物理学与神秘主义之间的联系。

  从此之后,这方面的研究方兴未艾。我从2014年起加入这个议题的讨论,当时我正在为新书《房间里的大爆炸》(A Big Bang in a Littlle Room,2017)进行一些研究,着手一项在实验室中重新模拟宇宙起源的实验。那段时间我不仅在宾州州立大学见到了阿斯特卡教授,还在加州斯坦福大学结识了他的知心挚友,宇宙学家安德烈·林德(Andriei Linde)。当时,林德刚刚结束在德国汉堡大学的一连串客座讲座回到国内,他主讲的是“量子宇宙论”的哲学涵义,这个理论将支配微观世界的基本法则——量子理论应用于关于宇宙的初期演进的研究中,那时候的宇宙还是一粒小小的种子。

  “当时的大环境是抑制宗教,所以为了思考特殊的哲学问题,我成了当时周围最信教的人。”

  讲座中,林德提出了宇宙学和古印度吠檀多不二论学派的和解,不二论认为永恒之宇宙与自我同一不二。具体来说,他发现不二论和现代物理学家所发展的理论在解释时间之箭的单向性时产生了共鸣,即这种不可逆转的强大力量为何敦促着我们一路从襁褓最终走向坟墓。

  阿斯特卡则单枪匹马地对宇宙产生于大爆炸的传统观点发起了挑战,他认为宇宙诞生于一种永恒的世界构造,这种构造曾经一度出现收缩,而现在它正再次膨胀扩张。阿斯特卡甚至已经开始思考是否可以建立一个与非西方哲学相辅相成的科学模型,在这样的模型中,人类的个体意识被嵌入一种遍布整个宇宙的更大的共同意识之中。

  在物理学家的话语体系中探讨宗教内容可不是什么时髦的事。风险是你很有可能给人一种东施效颦的精神导师和疯疯癫癫的物理学家的印象。林德想起有一次在汉堡开会前自己沉默了许久,他说:“我特别担心,害怕和他们谈到现实的课题,因为这是当时最不被理解的量子力学和量子宇宙学的议题。”

  林德出生在苏联解体前的莫斯科,当时宗教是禁忌,因此林德从未接受过正式的宗教信仰教育。如今的林德自认为是无神论者,不过他从小就对宏观的神学问题特别好奇,又如饥似渴地广泛涉猎哲学著作和科幻小说,思考自我与意识的本质。“那时候的大环境是抑制宗教,所以为了思考特殊的哲学问题,我成了当时周围最信教的人,”林德大笑着说。

  如今,林德作为宇宙暴胀理论的创始人之一声名鹊起。上世纪80年代他在俄罗斯提出了这一理论,他认为早期宇宙经历了一次快速膨胀,速度远远超过光速,不过和大爆炸后的第二次暴胀速度比起来还是小巫见大巫,然后进入了较为平缓的扩张时期。这种理论虽然没有经过充分证明,但目前已经成为宇宙学领域的主流学派,得以广泛传播。

  尽管宇宙学家很大程度上对宇宙诞生以后的世界持相同的见解,但他们对于发生暴胀以前的物理学世界以及大爆炸本身,也就是传统观点所认为的宇宙起源依然感到困惑非常。很久以前,人们就开始尝试探索宇宙诞生之刻的秘密,这不但激起了关于时间本质的激烈辩论,使人们对时间本身的存在性产生质疑,而且还与古老的非西方哲学产生了许多共鸣,这些思想远比宇宙学家更早涉足这一领域。

  在物理学中,所谓的“时间问题”早在20世纪60年代走进人们的视野,当时的物理学家试图为宇宙的诞生找到一个数学描写。人们公认的说法是,宇宙由一个无限小、无限密集的点,或者说宇宙大爆炸中的“奇点”爆炸而成,由此产生了空间和时间。在宇宙大爆炸之前,太初一片空虚,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可问题在于,我们目前对于物理学的理解不允许我们对奇点的本质,或者奇点的内部世界作进一步的评述。

  一方面,物理学家认为由于奇点太小,应该符合量子物理学定律,也就是控制微小物体运动的规律。量子论在我们描述微小物体的运动时提供了一个体系完整的数学框架,例如实验室实验中的原子、电子或光子。它们在实验中展现出来的很多奇异的特性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常看到的。比如,两个量子物质可能变得密不可分,相互“纠缠”,在很远的距离以外相互影响。

  如同爱因斯坦一样,薛定谔对于“量子纠缠”的概念并不满意,因为量子纠缠似乎违反在相对论中对于信息传递所设定的速度极限。后来,爱因斯坦更讥讽量子纠缠为“鬼魅般的超距作用”。图源:Olena Shmahalo

  还有一条标准量子物理学法则看似诡异却非常重要,那就是哪怕在实际中掺入一点点的不确定性,那么都无法对这一个别微粒的命运获得绝对精准的预测。奥地利物理学家埃尔温·薛定谔(Erwin Schrodinger)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一个等式,物理学家通过这一等式计算出了实验中监测到的微粒朝一个方向或相反方向运动的可能性,也就是看它是朝这个方向还是那个方向运动,最终停在这里还是那里。经过成千上万相似微粒的多次实验,这一等式对于微粒朝某一特定方向运动的比例的预测竟然惊人的准确。这一等式的核心是“波函数”,也就是对于问题中微观物质的数学描写,它概括了实验所测量物质的性质可能表现出的无数种可能性。

  林德以及其他很多人都认为,将量子定律应用于新生宇宙可以帮助我们得到对于宇宙的终极描绘。然而,陷阱就在于与微小的实验室粒子不同,我们婴儿期的宇宙依然有着宇宙级的巨大质量,里面裹挟着所有我们今天观测到的恒星、星系以及行星的种子。大量的空间物体,比如恒星和行星通常并不遵循量子定律,而是同样在20世纪早期由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提出的相对论才可以计算它们的运动。

  在爱因斯坦的体系中,一个四维结构产生弯曲,从而遍及宇宙,将时间和空间连结为一体。这种翘曲在时空中产生倾斜,形成轮廓,比如恒星的周围会有一些行星沿着轨道围绕它运转。普林斯顿大学物理学家约翰·惠勒(John Wheeler)说:“时空告诉物质如何运动,物质告诉时空如何弯曲。”这句格言在今天非常有名。

  当物理学家们试图将现代物理学的这两大支柱,量子论和广义相对论综合考虑时,时间的问题接踵而至。上世纪60年代,美国物理学家布莱斯·德维特(Bryce DeWitt)在惠勒的启发下定义了婴儿期宇宙的量子波函数,将薛定谔和爱因斯坦的数学思想相结合得出一个方程,尝试解释早期宇宙是如何在量子物理学和相对论的共同作用下历经时间不断演进而来的。这就是如今我们所熟知的惠-德方程(Wheeler-DeWitt equation)。尽管如此,正如林德所言:“这个方程惠勒从不引用,德维特也不喜欢。实在是一个怪异又深奥的方程。”

  用林德的话讲,该方程令德维特感到挫败的诡异之处在于:虽然量子论方程和相对论方程中各有一个表示时间流逝的变量(这个部分对于计算天体系统如何演进至关重要),可当德维特将两个方程放在一起时,时间变量和惠德方程直接发生了对冲。

  他的宇宙波函数方程告诉他,宇宙并无演化,或者随着时间流逝有任何改变。这样一来,宇宙就不应该从一个小小的奇点,或者种子星宿,星系,行星或者人类中逐渐扩展外延。而应该仅仅是冰冻状态。“这是一个定理,”林德动情地说,“时间的问题在于它只是一个幻觉,从基本层面上说,时间这种东西并不存在。”

  可是,时间确实在流逝……哎,时间确实在流逝。季节变迁,年复一年,我们生长,我们老去,我们死亡。这样的事情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尽管惠德方程似乎认为这一切并不存在。“现在,你可以认为这只是一个玩笑,会有聪明人给它找到答案的。”林德说。

  不过当“聪明人”第一次尝试时,问题却变得越发令人琢磨不透了。林德回想起英国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他的朋友及同事在80年代中期去俄罗斯拜访他,那次霍金告诉他他正在尝试还原惠德方程的预测,证明全宇宙中真的什么也没有发生。

  霍金认为,由于宇宙的波函数变化显然并不依靠时间推动,那么就一定要看宇宙的广度。20世纪30年代的天文观测结果表明,与我们邻近的星系正在逐渐离我们远去,而我们的宇宙却正不断膨胀。霍金曾预测这样的扩张可能会即将结束,他认为宇宙会在某一时刻膨胀到最大,继而开始收缩。在他的理论中,由于宇宙的演进仅仅在于它的大小,那么当宇宙开始收缩,所有宇宙扩张时产生的的环境变化都将被撤回,一切回到原点。霍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整个波函数将原封不动。

  林德对于霍金的理论表现得尤为犹豫:人们不再随着岁月流逝,经历出生到最终死亡,当宇宙收缩时,时间也会倒退,“亡者从坟墓中站起身来,”林德嘲笑地说,“人们会变得越来越年轻,碎掉的玻璃会突然间从地板上跳起来,重新粘合在一起,恐龙也将回到地球。”尽管物理学家们并不会承认这便是这一理论明确的结局,“因为很明显这太荒唐了。”林德坚定地认为,这就是物理学的结局。“你可以认为这是霍金一生最大的错误。”

  所有见过林德的人都知道他对物理学有着极大的热情,但其实,他由衷地为自己陷入宇宙学窘境的“错误”和失策感到过痛苦。这位年轻的俄罗斯科学家在暴胀理论的发展中经历了暂时的精神挫败。林德以及其他科学家都没能最先提出合理的理论,解释宇宙为何不再以超光速膨胀,而是像如今这样,膨胀的速度已经温和得多。林德苦苦地陷于数学思考中,还没能最终解决这个难题,他就陷入了一种恐慌。那年正是他情绪的低谷,他的目光锁定在了不二论,一种强调个体与宇宙相统一的哲学。

  “其实我不应该唐突地归结到印度哲学,确切讲,这并不是我最擅长的领域。”林德谨慎地说。他并不是要基于自己年轻时代的阅读发表某些物理学方面的重大发现,而仅仅是想分享一个令他自己感到震惊的发现,那就是在由惠德方程衍生出的时间消逝问题和印度哲学的的时间概念二者之间存在很多相似性。

  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将主视为至高无上的存在,又或许将其视为强大的外在的自然力量,还有一种更为东方的抽象概念,将神视为包容万物,绝对完美的化身。这种绝对完美并不对随时间流逝有任何改变,因为一旦有的话,那就意味着神要么是有一段并不完美的历史,要么就是会在将来变得不再完美。

  “然后我们再回顾宇宙的波函数,会发现它也是一种绝对完美,它从来不是时间的附庸,同时放之四海皆准——四海当然也包括它的旁观者们,”林德说。两千年前的印度哲学也面临了和现代物理学相同的悖论:在一个亘古不变的现实中,如何会存在一个时刻都在变化的旁观者呢?林德认为,古代哲学家们对此的解释是,时间之所以为了人们而流逝,是因为我们已经“将自己从主神的世界剥离了出来”。

  如果我们这样想,那么从我们个人的角度来看,作为一个独立的存在来体验周遭现实,宇宙的其他部分就开始运转,随着时间的推逝逐渐演进,而每一个人类个体都是时间中的旁观者。

  目前来看,这个概念还是太神秘了。不过,或许我们会惊奇的发现,在1983年,有人对于物理学中的时间问题提出了类似的解释,这个人就是霍金的学生,后来成为他的同事,如今在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任教的唐·佩奇(Don Page),而佩奇提出这一观点时完全没有将印度教教义考虑进去。佩奇和他的同事,马萨诸塞州威廉学院的比尔·乌特斯(Bill Wooters)将目光转向了一个研究成熟的量子学现象,即“量子纠缠”,这是一个实验中经常涉及的概念。这一量子物理学定律表明,某些粒子不论被分隔多远,仍会彼此连结。诚然,在一个又一个实验中,对一个粒子的测量总是会立刻影响到与其纠缠的其他粒子的性质。

  如果将恒定不变的宇宙整体切成两块相互纠缠的部分会怎么样呢?佩奇和乌特斯深入思考了这一问题。他们测算出在纠缠的一侧有一个旁观者,譬如说人类的意识,或者甚至是一个无生命的录音设备,它可以监测到另一侧宇宙随着自身的变化而变化。这个例子的关键在于由于其中一侧旁观者的存在从而启动了另一侧的时钟。“你如何知道人之将死,或者新生命即将诞生呢?首先你要看到它们,”林德说着,用手敲敲膝盖,以示强调,“这是问题的关键:一定有人作为旁观者。”

  最重要的是,根据佩奇和乌特斯测算,如果有一个虚拟的超级旁观者可以将宇宙中相互分离的两部分综合起来观测,会看到个体部分内部的演化进程相互抵消掉了,所以以上帝视角由外向里看,宇宙作为一个整体并没有任何变化。正如德维特所预言的,整个宇宙的波函数万古长新,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亘古不变的宇宙中会有时间的流逝。

  尽管一开始这只是一个数学猜想,但很快就进入了实验论证阶段,在一个终极缩减版的宇宙中,包含着极简的两部分,模型体的复杂程度可能并不足以还原宇宙中所有炫美的存在,而是仅仅能够对这一理论学说进行测试。2013年,意大利国家计量研究所的量子物理学家马尔科·吉诺维斯(Marco Genovese)和同事用两个光子代表卫星宇宙中分割的两端。两个光子都经过了极化,这意味着每个光子会沿量尺振动。马尔科的团队将这对光子以一种特殊形式相互纠缠,如果监测到第一个光子的偏振上下浮动,与之纠缠的另一个光子就会随即左右振动。

  两个光子还充当了迷你钟表的作用,除了经过极化,它们还以固定速率旋转,就像手表的指针。这样一来,科学家们就能通过检测一半的光子旋转了多少,从而测量出时间在其自身内部是如何流逝的,当然,如果时间确实流逝的话。在技术上来说,测量光子旋转的步骤会引发实验者与自身产生纠缠,所以本质上,队员们会成为第一个光子一侧微观宇宙的一部分。如此一来,他们就可以对第二个光子,也就是宇宙的另一半进行监测,观察它旋转的距离,并与第一个光子做对比。这样,马尔科的团队就能证明佩奇和乌特斯的一部分论点,也就是如果你处于宇宙的一部分之内,就可以观察到另一部分的变化。

  之后的问题就是重复这个实验,但这一次要从上帝视角,将两半部分微型宇宙,或者两个光子都置于身外。在这种情况下,物理学家就无法将自身和任一光子发生纠缠,他们只能监测两个光子结成对子的共同状态。这意味着他们不再能看到两个光子之间所有的相对旋转,以及时间的流逝。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确保两个光子在相反方向永久极化,一个上下振动,一个左右振动,以这种彼此拥抱的姿势,永恒不变。研究证实,从外部看来,这个两光子宇宙作为一个整体在时光中呈冰冻状态。

  “所以只要没有旁观者,时间之箭就不存在,这个悖论也就不存在。”林德解释说。“但是一旦你有一个旁观者,宇宙就有了生命。你和宇宙之间的二元论是整个系统的一部分。”尽管林德自己并不信教,这项研究还是促使他查阅了大量资料,了解人类死后的命运;也许正如非西方哲学思想的陈述,个体的意识再一次同整个宇宙融为一体。

  没人会承认物理学的进步将来要依靠挖掘古印度经文来获得灵感。当然,二元论学家们也不会对于科学事实有更多特别的见解。但是,将青年时代读到的哲学思想和当今物理学世界逐渐兴起的理论猜想相互交映的点子有时候确实可以让这些猜想看起来更有说服力。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相较之下,林德会更被佩奇和乌斯特对于时间问题的解释所吸引,而不是霍金的理论。

  除了林德,阿斯特卡更是这样,多年来他一直坚持冥想,对于科学思考和精神皈依的相互作用他也从不遮遮掩掩。在他的两个世界之间跨越着几条平行线,既有诗意,又有深度。他与同事一起,提出了传统构想之外的猜测,那就是时间是宇宙大爆炸的产物,认为宇宙是无限的物理学家们曾历尽数十年试图解释的无限小而又高密度的奇点是根本无用的。不过他也曾思考在探讨意识本质的问题上,如何将宗教与科学这两种思维方式更加精准地结合。

  阿斯特卡出生在一个耆那教家庭,这一印度宗教对神避而不谈,强调应该杜绝施于人类和动物的各种残忍行为,因为灵魂会进入再生的轮回。小时候,阿斯特卡一家随着父亲公职的变动,在印度的小镇间搬了好几次家,阿斯特卡说在外省的很多地方,吠檀多哲学的书籍比物理学方面的书籍更多。童年时代屡次搬迁的经历也使他有机会接触更多不同的社会群体,在科学研究之余,他还饱读印度教、佛教、道教著作。

  同外在的物理学世界一样,阿斯特卡对于理解意识的“内在世界”有着同样的热情,并且当他在20世纪70年代定居美国后这份激情仍然没有褪去。当他被位于奥斯丁的德克萨斯大学录取后,阿斯特卡还与印度著名哲学家拉贾·拉沃(Raja Rao)一起上了一年课,课程是探讨印度教的价值与佛教的对比。最终,阿斯特卡对于揭示爱因斯坦时空体系的热情得到了回报,他进入芝加哥大学继续学习广义相对论,同班的还有物理学家罗伯特·格罗赫(Robert Geroch),一位研究奇点的专家。

  对阿斯特卡来说,简单地接受宇宙被四维时空体系覆盖是不够的。他还想知道这个体系是如何缝合而成的,他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讨论最小量级时广义相对论和量子论得以结合的关键。阿斯特卡的理论猜想叫做“圈量子引力”(loop quantum gravity),而后许多人发展了这一理论,主要有法国理论物理中心物理学家卡罗·罗韦利(Carlo Rovelli)和加拿大周界理论物理研究所的李·斯莫林(Lee Smolin)。

  阿斯特卡在宾大的办公室向我解释了“圈量子引力”,这个理论听起来非常琐碎,几乎难以相信。那天阿斯特卡穿了一件灰色的衬衫,然后他开始抻衣服上的线,一边向我阐述他的理论。他说,从远处看,这件衬衣看起来是由一块连续而光滑的布料中裁剪而来的;然而近距离观察时,你会通过线头观察到其实是一件针织物。同样,他表示如果我们有足够强大的显微镜可以将爱因斯坦的体系放大,我们就会发现它其实是有很多“圈”编织在一起的,这里的“圈”就是设想中通过量子过程展现出来的能量的线。

  在传统物理学中,不知从哪里冒出这样的线学说其实已有先例。比如,物理学家们对于光的量子解释:光粒子,或者光子其实是电磁场背景下崛起的一束束活跃的能量,就像从另一片寂静的海水中荡漾开来的水波。甚至,量子论的不可预测性也延伸到了看似空洞的真空,所以我们永远无法确定是否存在绝对的真空。这使得成对的“虚拟光子”在它们重新组合和消失之前得以从显而易见的空洞中快速建立。阿斯特卡提出的圈的概念进一步发展了这些已经建立起来的量子概念,它还自然而然地对“量子几何”这一假想的领域表现出振荡,阿斯特卡认为这一领域永远无处不在。之后,这些圈相互链接,织就成一张网,将时空编织在一起。

  起初,在人们看来他似乎是用一个同样神秘的量子几何和圈的概念取代了已被广为接受却高深莫测的爱因斯坦时空系统。但阿斯特卡的理论还有另外一个绝妙的特点:他划定了最小的圈的边界,低于这个尺寸,圈就无法编织在一起。反过来,这就设定了一个最低尺度,低于这个尺度,由圈编织而成的时空本身就无法被挤压。这意味着,根据圈量子引力构想,宇宙永远不可能被压扁成一个微小的奇点,即便是在它刚刚诞生的初期。

  为了发现宇宙大爆炸中的世界发生了什么,阿斯特卡和同事在圈理论的框架下创建了一个宇宙的计算机模拟器,然后将时钟拨回到大约130亿年前,人们普遍接受的宇宙大爆炸发生的时候。一开始,一切照旧,按部就班,随着时间的倒推,宇宙越来越小。但就在快要接近传统物理学所指的宇宙大爆炸中无限小的奇点的时候,宇宙收缩到一个特定的微小而有限的尺寸,继而又重新开始向外扩张。阿斯特卡认为这表明我们的宇宙并没有奇点,也并不在大爆炸的奇点中诞生,宇宙是一直存在的。他说,在过去的某一时刻,宇宙发生了收缩,而后又重新向外扩张,而如今的我们正生活在扩张时期。

  阿斯特卡说,他的圈理论和古印度经文二者都描述了一个不断在创造和毁灭的阶段中循环往复的宇宙,这样的相似仅仅是一种凑巧却也可喜的呼应。但是在其他领域,他在物理学和宗教学中建立了更加明确的联系。

  在过去10年左右,阿斯特卡已然成为了一位更加虔诚的佛教徒。追随着毗婆舍那学派,他参加了为期10天的集中冥想,在此期间他被禁止讲话和阅读。在与世隔绝的日子里,他竭力达到一种“超越思想”的意识状态,这对物理学家精神上的专注和毅力是个挑战。

  “在我的精神生活中,我能够保持几个小时集中注意力,对此我由衷感到自豪,”他说。“在我工作的时候,我可能会完全脱离轨道,而有时我会感觉很不好。”不过,这个问题在持续深度冥想所召集的强大意识力的作用下就没什么大不了的了。阿斯特卡像一个无助的孩子。“他们确实说过第一次冥想就像一场’心灵的手术’,可以使意识得到非常非常深刻的净化。”他说。

  在冥想练习的启发下,阿斯特卡正在训练自己用科学的视角观察佛教哲学的其他方面。冥想练习传授的是一种被未来的启蒙或者涅槃打破的个体轮回的循环。阿斯特卡一直在思考是否有可能建立一种与此相符的物理学意识模型。他的观点与林德所推崇的二元论类似,认为有一片广大的意识领域嵌在我们每个个体中。

  再次回到光子在电磁场中突起的量子物理学描述,以及他自己的理论,圈是从量子几何这个背景海洋中抛起的能量块,阿斯特卡将我们的个人意识描述为这片公共海域的一场骚动。当我们每天经历生活的考验和无尽的痛苦时,我们就像愤怒的巨浪从平静的海域中被强行拖起。而冥想,阿斯特卡认为,可以使思想沉静,让我们重新浸入到平寂的海洋。“也许涅槃仅仅是意识领域中的基态能量,就是最低的能量状态。”阿斯特卡推测。

  对阿斯特卡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隐喻,还是一个科学上的理论,尽管目前他还不能有力地发展和证明它,因为至少目前还没有办法进行实验。这并不会令阿斯特卡感到沮丧,他说早在1916年爱因斯坦就预测时空体系中的涟漪也许能够被观测。一个世纪以后,物理学家们才真正观测到了这些涟漪,或者叫引力波,它们产生于很久以前的黑洞相撞。

  阿斯特卡认为,最好的和最具说服力的证据并不来自实验室测试,而是来自进行深度冥想的人们。这样的影响可能是如此深远,可以渗入你的内心世界,直到你与外部世界全然失联。“你会丧失你的动力,或者抱负,”阿斯特卡说。由于担心在无意中自己学习物理学的动力遭到破坏,阿斯特卡现在只在感到压力时才做短暂的冥想,这能为他带来“根本的快乐”。

  阿斯特卡和林德都承认,许多科学家对于将科学和神学相结合的尝试嗤之以鼻,担心这会将物理学拖向神秘主义。非西方哲学的学者们也同样对于教义中被遴选出来作为探索宇宙切入点的客观影响态度谨慎。不过,宗教教义有时的确会提出一些对物理学家有着天然吸引力的猜想和观点。面对与之对立的物理学理论,直觉或许能够帮我们确定哪一方更合自己的品味,甚至对职业科学家们也是这样。正如林德所言,你全心推崇的理论一定不是仅仅合乎数学逻辑的理论,它一定“在某些方面合乎你自己心意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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